再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中经在线讯 熊辉 王海珠（荐稿 王京忠）

　　周顺忠，男，54岁，中共党员，公安部智库研究员教授，人大博士，从警38年，系中央编译局优秀访问学者、被聘为公安部战略所研究员、公安部改革所特约研究员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合组织法律顾问、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研究员等，在中央党校等审查出版专著5部165万字，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等作序，南京大学法律本硕、人大管理学博士，先后立功获奖六十余次（工作第八个月即破案五十五起而被政府立功），主持或承担公安部中组部等部委课题七项，在权威核心期刊《中国软科学》《行政管理改革》《理论界》《贵州大学学报》《山东警察学院学报》和公安部刊物《公安研究》《公安调研》《人民公安》《人民公安报》《中国警察》《公安部智库专报》及其《求是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法制日报》《法制网》《中央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中国警察法学研究》《刑事法治研究》《人民网》《人民论坛》《人民法治》《光明日报》《光明网》《中宣部学习强国》《中央党校理论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英才》《新华网》《澳门法治报》《凤凰新闻社》等刊发论文近百篇，擅长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公安政策理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党建课题研究等。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亟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新时代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也迫切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和启迪。从先贤“德泽”“惠政”思想汲取精神遗产和文化品质，助力于新时代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主题词：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先贤“德泽”“惠政”思想；源头活水；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四川考察三苏祠时强调，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迫切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和启迪。先贤们的身上具有很多我们共产党人值得汲取的宝贵精神遗产和文化品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需寻鉴先贤们的“德泽”“惠政”思想“兴利除弊”。

　　一、新时代亟需寻鉴和体悟先贤们的“德泽”“惠政”思想

　　苏洵，北宋文学家。苏洵27岁时发愤读书，达到通六经百书、下笔数千言的程度，代表作有《六国论》等。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作文意在“言当世之要”，“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苏轼，号东坡居士，苏洵长子，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曾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代表作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水调歌头》等。他在政治上怀着一腔拳拳报国之心，苏轼的施政能力很强，在高位能有所作为，到地方也能造福一方，故作认同引出那些杀人掠货的兵卒们，然后一网打尽，百姓们都鼓掌称快。大诗人在济世救民方面，同样有着巨大的功劳，较为重要的有防洪，整军，治疫等。黄河决口，徐州城墙被洪水淹没，他带领军民修筑堤坝，在城墙上搭草屋自住，没日没夜地干，全力抗洪抢险，保住了城墙及全城。在与契丹相邻的定州为官时，整军明法，整肃军纪，铲除克扣军饷和粮食问题，保障士兵衣服、粮饷足额到手，感动士兵，保家卫国。在杭州任职时旱情、饥荒、疫病并至，自捐黄金五十两并筹办慈善机构收治穷苦无依的百姓；大旱时售卖常平米平抑米价，保证百姓粮食；开凿了两条河治理西湖淤积难题，引水入漕运河，建三十多里的堤坝以挡海潮，种菱角治水草淤积，种种善政令老百姓自发挂其画像并建生祠以谢之。苏轼身上演绎的正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他的行为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尽情诠释。苏辙，字子由，苏轼之弟。宋代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虽比不上苏轼的才华，但也自成一家，着有《乐城集》。“三苏”均以文章显名于世，并留下了诸多传世之作。苏洵、苏辙长于书策散文，苏轼则诗文兼擅，一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文学上，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两哥俩的性格相差大，苏轼是率真、孤傲，豁达、洒脱，有理想有抱负；而苏辙更加稳重，追求求稳、谦虚谨慎的态度使其仕途顺利，最后拜相。

　　有学者研究认为，“郑板桥是我国清代颇受百姓赞誉的好官。他强调去浇存厚，以善为政，主张为官者既要心存正义，公正廉明，又要有中和之宽，处事少下狠手。他坚持以民为本与为政为民的做官理念，关心民瘼，关注民生，爱民情结较重。他重视务实为民，并采取切实措施真心实意地为民兴利除弊，救民于火海，解民之急难。他还具有较强的田耕情结。他认为，“四民”之中，农夫第一，因为农夫肩负着养天下之人的责任，且农夫最为劳苦，所以为官者应当更加宽厚地对待农民。”郑板桥在先后任职范县、潍县长达到十二年的县知县职位上，受到了人民拥戴。他的执政思想就是民本思想，时时刻刻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时常微服私访深入到农村田间去访问百姓疾苦，详细调研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心诚意地为人民兴利除弊。一个小县令，但是做出感天动地的执政业绩，始终兢兢业业，勤政治理，尽最大限度地努力办差，扶民、安民、利民、佑民、惠民，达到了善治的理想境界。他常用“德泽”一词，意思就是为官者应当泽加于民，究其实现的工作途径来说，就是“为政以善”，“仁和于民”。他重视民生疾苦，心恤弱者，帮助弱者；“惩恶扬善”，切忌错断枉判案件，甚至“杀富济贫”为百姓谋取利益。在他的治下，出现了善治格局，“在任十二年，囹圄囚空者数次。”这在当时政治昏暗的清朝年代，是极其罕见的政治奇观和人文善境。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亟需借鉴先贤们的“德泽”“惠政”思想。

　　二、用“德泽”“惠政”善治思想推进我国政府科技革新

　　从历史视野出发，从古代先贤们的身上寻找启迪，他们的德泽和善治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共同之处。三苏祠之所以在历史文化长河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就是三苏对于历史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是因为他们三苏共同的民本情结和爱国情怀，体恤民众的艰难，政策倾向民生，改善民众生活，他们家族优秀的的历史文化基因和慧根慧识成就了三苏的超凡脱俗和历史地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感人至深。他在兴化做过县令，为政信仰就是执政造福于民，兢兢业业，敢于办理实事，为民兴利除弊。爱惜民力与课育生民，《兴化县志》上评价他“知范县，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觖咏，有忘其为长吏者。”他对郑板桥留下的影响至深，郑牢记古人圣训：“一乡之善，友一乡。一国之善，友一国。天下之善，友天下。”为官的他“出牧当明世，铭心慕古贤。”郑板桥遍布仁风，采取积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和讼简刑轻等仁政举措，使百姓“渔者以渔，耕者以耕”，安居乐业。他为政要点浓缩为一个字——“善”。他对于不行孝道的人严厉予以批评。任县令时他能够获得人民赞誉“有政声”、“有惠政”，归于他宽和待民之心。在县衙严格执法的同时，他强调宽和，倡导少下狠手，反对杀戮，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对待民众应“扇得和风好好吹”。处理民事纠纷时凸显人文关怀，关注民生，能协调和好解决的就协调和好地加以解决；能够轻办的，他就按照轻处办；能够往好处办的，他就往好处去办，被人民叫做爱民如子的“青天”。注重将爱民情怀展示在具体行动上。他最痛恨官员见灾不救、消极怠工，积极采取措施兴利除弊。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用自己薪水代替老百姓缴纳税收。灾荒时，郑板桥创造“以工代赈”法，修城凿池，大兴工役，招徕附近饥民就食赴工。他心存正义，坚持仁政。

　　在信息化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就应该虚心汲取先贤重视民生疾苦，坚持执政为民，尤其注重人权至上的人本导向。在知县执政位置上勤勉尽力，通过施行仁政战略和务实的爱民举措，努力推进监狱治理完善完美，实现了“狱空”的至善境地。我国政府科技创新应从中反思不足，切实做好人民群众的隐私权、人格权及其基本民生权益的保障工作，重视人文关怀和仁政方略，继续大力实施与民方便的政策，体察民间疾苦。抓住问题治理的重点，学习先贤们“敢于办理实事，为民兴利除弊”的做法，通过科技手段来坚决整治政府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就是新时代的“德泽”“惠政”思想的彰显和体现。毋庸置疑，我国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不作为、乱作为、消极怠工、人浮于事、肠梗阻等种种疑难杂症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病症，有的干部颐指气使，“官老爷”作风盛行，长期以来养成了自我本位、吃拿卡要、脱离群众、滥权懒政、凌驾于群众之上等种种沉疴宿疾。数字法治政府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目标是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契合了人民群众在数字科技时代迫切要求积极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呼声和关切，目的在于努力形成一种官民互动的善治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筹建成本地区各级互联、协同联动的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向移动端延伸，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和“互联网﹢监管”系统建设，各地积极探索，上海“一网通办”、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不见面审批”，安徽“皖事通办”。加强信息化技术、装备的配置和应用，推行便民服务和行政执法APP掌上行，“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实现数据的跨省交换和共享，智慧操作、智慧执法，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群众参与中监督政府，着力建设融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依法治理的政府和责任政府为一体的人民满意的科技法治型政府。

　　三、融合“德泽”“惠政”善治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建设数字法治政府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就是通过现代数字科技和法治的手段来改善政府治理的流程及质量，把群众的呐喊和呼声等合理诉求为信号，不断矫正政府事业的前进方向，加大政府治理的科技水平和法治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高效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变管理为服务，变事前管理为事后监管，通过立法、执法及规章制度来监督民事主体依法生产经营，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规范经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征程上激发出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在的文化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时代创新与实践积淀。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基因、民族品质及先贤们“德泽”“惠政”善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家国情怀来作为哲学范式与方法论引导，牢固确立以民为本、热爱祖国、奉献人民、披肝沥胆的公仆情怀和君子风范，让爱国主义、报效国家、善治社会、路不拾遗等治理精髓与传统文明响彻中华大地，传播到疆域的每一寸土地上，深深刻印在中华儿女的心坎上，成为一种行为指导和思想范式。新时代，着力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我们既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理论引擎，将古代文明与现代社会交相辉映的时代化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实践，作为行动向导。为此，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建设数字法治政府重在用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去塑造思想，恪守民本底色。在郑板桥的任期十二年内，恪尽职守、廉洁勤政，励精图治，善待百姓，爱民如子，达到了“囹圄囚空者数次”的政治奇观，清明的政治风格与当时昏暗的封建社会格格不入，但是他做到了，可见当时他付出了多少令我们难以想象、难以忘怀、难以描绘的心血和付出啊？！“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不正是深刻地折射出他对民间疾苦的悉心体恤体悟和深切感知悯惜吗？！而数次“狱空”这一人间仙境不正是我们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努力目标与政治愿景吗？！我们亟需学习借鉴他的这一真心为民、体察民苦的执政理念，在思想深处牢固筑牢民本思想并建立健全统一的职业导向和思想根基，这是一切政府变革的首要前提和逻辑基础。我们迫切需要源头治理，从思想阀门的源头抓起，全面深入地学习和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扎实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职业理念，牢固树立鲜明的职业宗旨，这是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要积极回应人民新要求新期待，解决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重在彰显公平正义的时代价值，厉行集约高效。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谋求政府治理效益和成本的最佳组合比，对政府“瘦身”和“强身”并重，去除与现代法治和数字时代不相符的职责，增强科技元素和法治元素，变管理为事后监管，变管理为服务；重在彰显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数字与法治双轮驱动。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重在构建以数字和法治双轮驱动的政务新机制、新平台、新渠道。政府干部应从数字和法治两方面培养和提升能力，加快建设业务熟、技术精、素质高的专业化队伍去驾驭数字法治政府的运营管理；重在彰显系统集成思想并作为方法论。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加强融合，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水平；重在彰显人才强国精神，加强队伍建设。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进法治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重用高科技人才和法治人才，强化人才建设；展开整风运动，整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沉疴痼疾，铲除慵懒散等恶习。

　　（作者：周顺忠，系公安部智库研究员教授、人大博士、中央编译局访问学者）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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