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尔翔：崇高的政府善于活化全球价值

　　中经在线讯　人类社会归根结底是全球化过程。人类起于村落（社区），经过氏族，成于国家，走向国际化。一般而言，国家化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互动。随着移民与交流的不断深入，各国文明互相渗透，日益类似于中国七雄战国走向秦朝统一的过程。将国际化泛化为同一文明内部的类国际化，有助于理解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系统性互动与整合过程，有利于人类携手走向元宇宙和远宇宙。

　　（类）国际化过程，在本质上是有利于新质生产力传播的制度国际化过程，有利于人类的智慧涌现。如果以最根本的生产力为标准，人类的（类）国际化包括四个阶段：农业、工业、金融、信息。分别体现为以下要素的产权融合：土地、生产资料、价值符号、资讯认知。当下的（类）国际化正在前三种产权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第四次融合：知识泛化与认知整合。这是历史趋势。

　　国际化有两种情形。强制国际化是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迫使国家开放，常伴随主权丧失、文化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类行为本质上违背国际法，对受迫国文明造成破坏。自愿国际化总体上基于平等协商和互利原则，国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促进技术、资本和文化的交流。

　　反国际化行为是否合理，取决于其目标与后果。如果是出于保护文化独特性、生态环境、经济安全或弱势群体，则反国际化是相对合理的；但是出于排外主义、封闭保守或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甚至对自身和国际经济同时造成伤害则是不合理的。如，美国实行芯片法案，几不利于芯片生产商（国），也不利于被针对的下游价值链（国）。

　　当下，国际化和反国际化中的反动性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还停留在对他国土地产权侵占的低维原始要素上，如对巴拿马港口权、格陵兰岛、甚至加拿大国等要素的攫取；二是对原料、人才、商品流动的阻挠，尤其是当下的所谓“对等关税”大棒；三是对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的霸权式滥用；四是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的强调。如芯片迫害，芯片法案，教育限制，GPT闭源……等。

　　治理反动的反国际化行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从战略看，一个是可以明确目标与价值导向。比如区分反国际化的性质，对合理诉求如保护文化独特性、环境权益需尊重并纳入对话；对反动本质如压制人权、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坚决抵制。一个是构建国际共识与规则网络。如依托联合国、WTO等多边机制，将民生、气候、平台三公化等普世价值嵌入国际规则，压缩反动势力的合法性空间。

　　从战术看，考虑精准施策与多层次干预。通常可能涉及：第一，经济手段。主要是利用成本—收益杠杆。比如平台的三公（公正、公平、辩证公开）化与普惠化，知识、认知，以及大模型（如DS、GPT）等的开源化；第二，舆论战。争夺叙事主导权，如讲中国现代化故事，邀国际友人来中国体验。如TIKtok、小红书，以及甲亢哥中国之行等；第三，正能量的社会渗透，培育内生良性变革力量。支持教育交流、NGO合作、高能人才股权投资基金和青年领袖培养，从社会内部推动观念转型。

　　从未来趋势看，人类社会将面临AI所引发的三大场景震动，这是认知、制度、技术、引导人类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期。第一，百年未有之世界政治大变局。人类文明之道在于科学与统学的微积分型双层驱动。只有系统学文化强大的国家才能为科学赋能，规避“科学悖论”；第二，千年未有之世界产业大变局。可持续性生产要素日益体现为信息化技术；第三，万年未有之人类种群大变局。人机融合的日益深化为碳硅两基认知大模型的融合，人类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付难以把控的黑箱AI才能避免灭亡。

　　可见，大变局时代的国际经济合作，在本质上是信息技术尤其是AI阶段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重塑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效应优化下的合作。一个崇高的政府会面向科技创新趋势，既探索产业创新以及为了新产业而迂回更具共享性的创新环节，又能为这种创新提供孵化创新业态，或者叫做创新模式。事实上，中国正在做这种创新的勇士，并将因为能够为全球经济发展赋能而成为国际经济合作规则的制定者。具体包含来说：

一、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普惠的信息对称新基建基座

　　中国为全球构建低风险、低成本、高便利、高效率的线上引领线下的新基建基座，促进全球新基建的普惠性共享。先行后知为创新，先知后行为工匠，前者要付出多重成本，后者则为了降低这些成本。线上信息共掘共享共策正是为了降低成本。中国降低这些成本体现在5G、互联网的廉价与大模型如DS的免费开源。TIKtok的高便利、高质量、低成本，DS首开大模型开源之风类似散尽了家财，却收获了人心。

　　更加深化地，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些事。1.共建安全的开源生态。一是跨国企业联合开发AI框架（如华为昇思与全球开发者合作），二是确保AI开发伦理与数据隐私（如GDPR）对齐。共识作为数字基座平台的AI入市反噬安防；2.创新灵活化的多边机制。加强构造“多双边”和“小多边”的数字技术贸易和数字贸易合作框架。

二、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普惠的信用对齐新基建

　　AI时代，人、事、物的配置机制、流程、结果将发生重大重构，从而信用体系也将发生答复重构。首先将开启数字化信用时代，数字化信用将超越实体信用演绎出数据的主权、估值、保真的信用。其次，牵涉到线上和线下融合的信用重构。再次将牵涉到数据资产国家贸易标准的制定。中国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一是加速信息基座免费共享。共享容易进入信用依赖，产生“相信相信的力量”；二是签订各类协定，不仅容易降低不确定性，还容易产生协定依赖。如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三是树立可信技术输出标杆，推广“中国方案”，如华为云AI ModelArts提供可解释性工具包，帮助东南亚银行合规部署风控模型。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信任走廊”，通过北斗导航+区块链确保中欧班列物流数据可信；四是主导“双基伦理”标准。主导就是弥补空白，就是树立标准。一个伦理是AI硅基伦理，前文有述。再一个是社会碳基伦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但后者缺乏法信德多层次信用底线划分，特别是以此形成的底线市场域管理。

三，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超越传统商业模式的价值链新基建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现象。价值交换者之间、同业之间、互补业之间都可能产生竞争。传统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文化下，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竞争的风险和成本，也导致了信息资本加剧了两极分化。AI则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竞争成本。实现信息共享信用增强的社会生命主义竞争文化。中国可以继续在借鉴以下案例的基础上深化发力。

　　“数字孪生”协同产业链，谋求全球半径的全息产业价值链。制造业协同平台为例，海尔COSMOPlat（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全球2.8万家企业，实现从设计、生产到交付的全流程数字化协同。助力俄罗斯冰箱厂Kuppersberg智能化改造，订单响应周期缩短50%，库存周转率提升30%；西门子MindSphere（德国）工业物联网（IIoT）平台，整合全球工厂设备数据，优化生产效率和能源管理。新加坡胜科海事通过MindSphere实时监控全球船厂设备，维护成本降低25%；Flex Pulse（美国）电子制造服务商Flex的供应链平台，动态协调全球30个国家100+工厂的物料与产能。疫情期间为医疗设备客户紧急调配马来西亚、墨西哥工厂产能，订单交付时间缩短40%。

四、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有担当力的普惠金融助力新基建

　　数字新基建下的金融担当链，本质是通过区块链或者数字加密技术重构信用、通过AI风控实现数据驱动决策机制、通过产融协同实现生态创造价值，使金融达到从“输血”到“造血”的质变。中国可以构建优化基于平台的金融科技体系，继续在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金融生态竞合。联合“一带一路”国家共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网络，对冲美元体系下的技术封锁风险。二是金融制度突破：建立数据资产会计准则、完善CBDC跨境支付规则。从信息披露机制转向信息揭示机制；三是金融工具创新：发展数字人民币结算体系、数据资产证券化、绿色REITs等适配新基建的金融产品。

发布：中经在线

责编：侯晋平　房旭青

编审：熊　辉 　王海珠

荐稿：陈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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